包锡工艺
包锡工艺是以紫砂作壶胎，壶外周用锡片包裹，再在锡片上刻画铭诗，嘴口、盖纽及壶把多以玉镶接，高雅别致，不失为一种有特色的装饰方法。中国以锡制器由来已久，河南安阳殷墟曾出土6件锡制的戈，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以锡制壶第一人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苏州人赵良壁。据说赵仿时大彬的紫砂壶式样，以锡创制成锡壶。这样看来锡壶与紫砂壶本来就有血缘关系，属姐妹。稍后的归复初，字懋德，也是苏州人，以生锡制壶身，用檀木作壶把，以玉作壶嘴和盖顶，其作品当时就很昂贵。明末散文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锡注以王元吉为上， 归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锡注锡也，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则是其品地也。”在张岱眼中，名家所作之紫砂壶与锡壶是并驾齐驱的，都可以“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可见当代某些紫砂名家为抬高紫砂壶身价而抑锡扬砂，实无必要。
紫砂胎包锡壶的名家乃清嘉庆，道光年间的文人朱石梅。朱氏名坚，号石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能书，擅画，精鉴赏，尤工铁笔，竹石铜锡靡不工。朱石梅曾与紫砂名工杨彭年、申锡、吉安等合作砂壶，亦与制锡壶名手共制锡壶，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都收藏有朱石梅刻梅落款钤印的锡壶。所以其制作砂胎锡壶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他参与制作的包锡壶，锡求上佳，工求精绝，手刻书画，熔紫砂与锡、玉工艺于一炉，实乃不可多得之工艺珍品。无怪乎《画林新咏》作者陈文述咏朱氏壶云：“仿佛宣和博古图，昆刀珍重切云腴。盛名甘让朱叔公，茶谱何劳比曼壶。”将其比作曼生壶之伯仲。朱石梅之后，参与包锡壶创作的还有小桐（刻铭）、步朗（刻铭）、云岩（刻铭）、芷庵（刻铭）、俞国良（制胎）等。民国以后，随着锡壶制作的销声匿迹，包锡紫砂壶亦不再生产，所以制作精良的包锡壶极具收藏价值，物以稀为贵嘛！
此外，紫砂装饰工艺还有包金、包银、包铜、抛光等。因传器较少，文化底蕴不足，影响也不大。
髹饰工艺
髹饰，是指对紫砂壶以漆艺加以装饰，有雕漆和螺钿两种工艺。
雕漆。在漆器胎上涂数十层或上百层漆，趁未干透时雕刻各种装饰花纹，然后再烤干，磨光。以红漆为主，故又称剔红。若用黄漆则称剔黄，黑漆则称剔黑，漆层有多色的，称为剔彩。雕漆工艺始于唐代。明代永乐起，朝廷开设了“果园厂”，专门制作各种漆器，所出雕漆、填漆制品精美无比，称为厂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把紫砂胎剔红四方执壶，腹部四面锦地开光，两面山水人物，两面杂宝纹，柄、流上流云飞鹤，平底外满髹黑漆、中心漆层下隐现“时大彬制”直行楷书款，当为时大彬制胎之厂制瑰宝。清代时也有紫砂胎剔红执壶。2002年佳士得拍卖公司曾在香港以139.41万港元拍出1件“大清乾隆年制”款紫砂胎剔红饕餮夔龙纹长方形茶壶，弥足珍贵。
螺钿。亦作螺甸，是用螺片、贝壳、玳瑁等薄片制成人物、鸟兽、花草、建筑等形象，嵌在髹漆器物上的一种装饰工艺。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认为起源于汉代。民国李景康、张虹《阳羡砂壶图考》记：“姬人月色少时曾在陈昭常简持宠姬处见一方壶，内紫砂胎，底钤‘鸣远’印，篆书阳文，甚精劲。外黑漆嵌螺钿，流与錾两面作折枝花分布，螺钿深碧浅红之色作花叶，备极巧思。左右两面嵌人物，似是《玉簪记》‘偷诗’、‘茶宴’两故事，几案屏帷文房珍玩亦分选螺色配成。壶盖作汉方镜花纹，尤为古雅，……底铭印章日‘姜千里造’小楷，瘦金书，想必千里构思定制，倩鸣远造壶也。”此壶由明末清初著名螺钿艺人姜千里与制壶大师陈鸣远合作而成，实乃稀世之珍，未知尚存天地间乎?
刻画工艺
紫砂器的装饰，是指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对其表面进行修饰、打扮，从而提高其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各种工艺。自紫砂陶创始以来，历代工匠与文人，借鉴中国传统的陶瓷器、青铜器、漆器、锡器、竹木牙角器等等装饰工艺，巧妙地移植熔铸于紫砂装饰之中，从而创造了刻划、雕塑、剔花、印花、调砂、泥绘、釉彩、绞胎、镶嵌、髹饰、包锡及包金银铜等紫砂装饰工艺。这些工艺，有些一直沿用到今，有些得到发扬光大，有些…则随着紫砂历史的流变而湮没。这些装饰工艺的内容、发展历史、水平高低及各种装饰成品的多寡，对于紫砂收藏是应该掌握与非常必要的。
紫砂壶装饰工艺之刻画大美无华
在陶器上刻画纹饰，中国历史非常悠久。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就出土了刻画有猪纹的黑陶缽。北宋时，南方的越窑、龙泉窑，北方的定窑的刻花饰而是文字。蔡司霑《霁园丛话》中有记：“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说明元末明初的紫砂器已经有刻字了。随着文人介入制壶，铭刻的内容也从以落款为主变为壶铭了。陈曼生及其幕僚和梅调鼎的切茶、切壶、切怀的壶铭更值得称道。紫砂壶上最初出现的图画，并非工匠们刻的图案，而是文人画，如朱坚的梅花、瞿应绍的竹。由于刻画书画的茗壶价格更高，此种工艺便大行其道，至清末更涌现了邵云如引领的一大批专业紫砂陶刻人员。当代，进一步出现了聘请著名画家题辞绘画镌刻于茗壶的新高潮，至今不衰。
收藏以刻画工艺装饰的紫砂器，首选当然是曼生壶和朱坚、瞿应绍、梅调鼎等参与创作的真品；其次是清末以来陶刻名家的精心之作。对于当代书画名家参与创作的茗壶，如果不是切茶、切壶、切怀的佳作，而价格又比较贵，反不如直接收藏他们的书画作品了。毕竟后者的艺术表现力更强，选择余地也更大。
雕塑工艺
此处的雕塑，非指以紫砂泥料创作的雕塑作品，而是施用于紫砂器装饰的包括捏塑、贴塑和琢刻的工艺。塑，是用紫砂泥料造成人物、动物、植物的形象。捏塑，可达至类似圆雕或高浮雕的效果。贴塑，则达到类似浅浮雕的效果。贴塑常用不同颜色的泥， 以丰富塑造对象的自然效果。雕，是琢刻去不必要的泥料，使形象鲜明生动。以雕塑工艺装饰的紫砂器，就是行内所说的“花货”
在制陶中运用雕塑工艺进行装饰由来已久。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公元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将整件陶器塑成鹰形的鼎。紫砂器雕塑工艺的运用则起源于成熟期，徐友泉、欧正春、陈仲美、沈君用等，都是雕塑高手。嗣后，雕塑工艺一直长盛不衰，高手辈出。陈鸣远、许龙文、杨凤年、陈荫千、邵赦大、俞国良、范大生、冯桂林、陈光明、蒋燕亭、范正根、叶德喜、裴石民、吴云根、朱可心、蒋蓉、汪寅仙等堪称其中的佼佼者。凡是上述艺人制作的精品，都可收藏。
调砂工艺
调砂工艺是紫砂器特具的装饰手法，通过在紫砂泥料中掺杂或粗或细的砂粒，改变与丰富茗壶表面肌理，使之赏心悦目。调砂工艺由紫砂成熟期标志性人物时大彬开创。《阳羡茗壶系》（周高起著）说，时大彬“或淘土，或杂碉砂土，诸款俱足，诸土色亦俱足”。“迨碉砂和制，殼绉周身，珠粒隐隐，更自夺目”。即将过筛后的同一品种的生矿粗颗粒砂料，掺和进练制好的泥料，由于泥质不一烧成的收缩率也不尽相同，成陶后会形成颗粒隐现于表面，类似于梨皮的特殊效果。如同吴梅鼎在《阳羡茗壶赋》中歌咏的那样：“或黄白堆砂，结衰梨兮可啖。”历代紫砂艺人中擅长调砂的名家有时大彬、徐友泉、惠逸公、杨彭年、郑宁侯等。
如果在练制好的紫砂泥料中掺入本山绿泥的砂粒，烧成后就会在壶体表面满布金黄色的斑点，如同星星闪烁，俗称“桂花砂”。这便是“铺砂”。铺砂工艺兴起于清代乾隆前后。目前所见署款明代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陈信卿、陈仲美、陈辰及清代陈鸣远等人的铺砂茗壶均不可靠，也许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古董商请人制作的仿品。历代铺砂高手有王南林、邵赦大、黄玉麟、方拙、朱可心、潘持平等。
绞胎工艺
绞胎，本是唐代陶瓷业发明的一种装饰工艺，是用白、褐两种色调的瓷土相间揉合在一起，然后或拉坯成型，或切片贴面，胎体表面全部或局部具有白褐相间的类似木纹的纹理，上釉焙烧就成为绞胎瓷器。其器形有杯、盏托、碗、三足小盘、长方形小枕等，甚至还有一件人马全部绞胎的骑马俑。紫砂陶运用绞胎工艺最早见于明代成熟期。沙志明先生收藏的一只明六方小罐，罐肩部便有三组绞胎纹饰。
当代紫砂陶器创作中，最早古为今用使用绞胎工艺的是李昌鸿先生。他在1958年创作了绞泥罐、绞泥松段壶。而绞胎工艺运用最娴熟、成就最高的当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吕尧臣。他创作的天际壶，是整体绞胎的杰作；华径壶仿雨花石，以绞胎泥搓成五彩石子，在壶肩镶嵌出一条花径；八方云纹绞泥茶具则成功地采用绞胎泥贴面手法。在大师的引领下，如今绞胎工艺已经成为紫砂装饰的重要方法之一。绞出的纹饰也五花八门，有木纹、水波纹、流水纹、流云纹、花石纹、蝴蝶纹、团花纹、犀皮纹、山纹，等等。
剔花工艺
剔花装饰，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雕刻工艺——透雕，即在浮雕的基础上镂空其背景部分。3000年至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黑陶，就曾经运用了剔花装饰手法。此种工艺后来用于瓷品装饰，被称为玲珑瓷。紫砂茗壶的剔花装饰流行于清代中期。其方法是以泥片镶接后呈双层结构，在壶体、壶盖的外层镂空雕装饰纹样，使之奇巧华丽，但是容易损坏，不够耐用。为了避免这一缺陷，当代紫砂艺人在运用剔花装饰工艺时，不再在壶体大面积施行，而改为在盖、流等局部部位进行小面积的镂空。这样既增加了美感，又防止了一碰即断，可谓兴利除弊。
泥绘工艺
泥绘，也是紫砂陶独有的装饰工艺之一。它是用毛笔蘸紫砂泥浆，在已经成形但尚保持一定湿度的紫砂器坯体上，堆画纹饰和书写诗文的工艺。必要时，可在堆泥较厚部位适当雕琢。烧成后，泥绘作品具有浅浮雕、薄意雕的艺术效果。用来泥绘的色泥有白泥、本山绿泥、朱砂泥、黑泥等。其纹饰主要是山水画，也有花鸟画，均以中国画形式表现，古朴雅致，意味隽永。
泥绘工艺兴起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流行于清中期。其不仅运用于茗壶制作，而且广泛施行于花盆和文具、食具上。以泥绘著称的紫砂艺人有杨季初、杨履乾等。尤其是杨季初创作的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雪江待渡图笔筒与收藏于苏州市博物馆的山水图笔筒，构图高雅，用笔老到，泥色准确，意境深远，俨然一幅极妙的山水画，堪称泥绘代表作。泥绘装饰方法从清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未见使用。近几年则大为发展，特别是在花盆装饰上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品种，内中不乏高手。2002年以来，拍卖会上两次出现杨季初款泥绘山水图笔筒，均以高价成交。两笔筒外壁都不像雪江待渡图等两件那样饰以黑褐色化桩土，且色彩颜色鲜艳刺目，整器旧气不足，似为近年新作的膺品。至于2004年某拍卖会上拍出的“大清乾隆年制”款民国泥绘山水图文具一组，则更不必说了，因为民国时期紫砂装饰根本就没有用过泥绘工艺。
镶嵌工艺
紫砂镶嵌工艺，是当代紫砂艺人于20世纪70年代借鉴青铜器、漆器、家俱等兄弟日用工艺品装饰技术的新创造。早在夏朝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就出土过1件用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铜牌饰物。这是中国最早运用镶嵌工艺装饰的器物。春秋晚期更发明了镶嵌金银工艺，称作错金银。其工序是在铸器时铸出沟槽，錾凿整修后，将金或银丝、片挤压入槽，最后用错石磨光。其后的漆器、家俱制作中亦有镶嵌工艺。
紫砂制作中的嵌金银丝，实际上就是将错金银运用于紫砂陶装饰上。刻嵌金银丝的领军人物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鲍仲梅。后来紫砂镶嵌工艺所用的材料发展到色泥、象牙、珍珠、釉珠、螺甸、红木等。除了色泥与釉珠在制作时嵌入再烧陶外，其他材料均在泥坯上预设镶嵌图案，待成陶后再嵌入。镶嵌工艺方式多样，运用灵活，如嵌金银丝常常与嵌色泥结合起来使用，嵌色泥又可和绞胎或铺砂一并施行。镶嵌工艺运用恰当，能够极大地丰富装饰效果，产生互相辉映的材质美和平添奇趣的图案美，为作品增添艺术魅力。
印花工艺
印花装饰，亦谓印纹装饰。此种装饰工艺是制陶最纹和绳纹，就是用刻有条纹或绕有绳子的陶拍拍印出来的。北宋后期定窑以陶范印花的盘碗，常见牡丹、莲花、菊花等花卉纹，龙纹，孔雀、凤凰、鹭鸶、鸳鸯、 雁、鸭等禽鸟纹，水波游鱼纹和婴戏纹，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并且影响了北方的耀州窑、南方的景德镇青白瓷等。
印花装饰在明代的紫砂器制作中已经运用得相当娴熟。出土于扬州城北公社卜西大队马庄小队的一赭一褐两只明代小碟，碟面中央的折枝牡丹花纹便是模印的。印花装饰需要先在用硬木、陶、石料等制成的模板或陶拍上刻好设计的装饰纹样或文字，然后或者用泥片压印于模板再镶接成型，或者用陶拍在已经成形的紫砂器需要装饰的部位压印。前者所印纹饰常常面积较大，构图复杂，且多制方器；后者所印纹饰相对简单，常重复使用。印花以“阳文”，即突出的为主，偶见“阴文”，即凹进的。
釉彩工艺
釉彩工艺是将紫砂工艺与景德镇瓷器釉上彩工艺结合起来的产物。它是在已经烧成的紫砂陶器上施加釉彩，再以低温红炉二次烧成。釉彩装饰可以分为炉钧、珐琅彩、粉彩、描金等。
炉钧。此乃沿用景德镇陶瓷业的口法，指在烧成的紫砂器周身施满含铜或含钻釉料，经低温二次烧成，釉面呈现钧瓷特征。《景德镇陶录》载：“炉均釉，色在东窑、宜兴挂釉之间，而花纹流淌变化过之。”可知当时称“宜兴挂釉”。炉钧釉紫砂器始于清代雍正朝，曾有发高梁红色的。其后，以浅蓝色为主。据《阳羡砂壶图考》作者之一张虹说，炉钧釉有“双、单皮之别”，即上一层釉、两层釉之别，“双皮者润泽如膏，光可鉴人”。炉钧釉紫砂壶数量极少，收藏价值很高。
珐琅彩。清代康熙朝首创，乾隆时达到高峰。均由宜兴入贡素胎紫砂器，再由清官内务府造办处工匠以珐琅釉彩绘花卉纹并加款烧造。俱为宫殿用器，制作极为考究，豪华精巧，富丽堂皇，传世品很少，极具收藏价值：据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乾隆朝宜兴画珐琅“俱康熙年款”。两者的区别在于康熙珐琅彩紫砂器在素胎上直接画珐琅花卉，而乾隆时先上红或蓝色珐琅彩底釉，再以其他珐琅彩绘花。
粉彩。由珐琅彩衍生，以粉彩釉料在紫砂器上绘山水、花鸟、人物，二次烧成。乾隆中期以前多全器满彩，锦地开光；乾隆末期以后简化为点彩，在紫砂器胎面直接以粉彩绘画书写。嘉庆、道光年间还出现一种以蓝釉作底、白釉绘写的“蓝白釉彩”，其中蓝色深邃者年代较早。
描金。用金泥（黄金与水银加热后的化合物）作为彩料，在紫砂壶壶体和盖面上绘画书铭，二次烧烤时水银蒸发，便留下描金字画，富贵华丽，精妙绝伦。乾隆时期宫庭首创，以后各代宫中虽有仿制，但均未能达到乾隆时期精湛的水平。传世稀少，价值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