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画家、篆刻家陈鸿寿（号曼生）与宜兴制壶匠人合作创制的曼生壶，向来以切壶切茶、意蕴隽永的壶铭闻名于世，而其丰富成体系的落款，同样是文人紫砂的核心标识。
曼生壶款识涵盖斋名、本名、吉语、定制款等多种类型，既是鉴藏断代的关键依据，也藏着陈曼生的生平轨迹与审美意趣，以下梳理七种最具代表性的款识。
一、阿曼陀室：最具标志性的标准款
“阿曼陀室”是曼生壶最核心的标志性印款，通常钤于壶底，搭配壶把下端的“彭年”小印，再配合壶身的曼生铭刻，三款齐备便是最典型的曼生壶署款范式。
杨彭年制、曼生铭 龚心钊旧藏 珠凤团壶
杨彭年制、曼生铭珠凤团壶底款
陈曼生的合作制壶艺人以杨彭年为主，其他制壶者参与的作品存世极少。而在壶把末端钤盖作者款印的做法，在曼生壶出现之前并不普及，这一署款习惯正是由曼生壶带动，逐渐成为后世紫砂器的常见范式。
杨彭年制、曼生铭 井栏壶
杨彭年制、曼生铭井栏壶底款
除把下款外，少量作品将作者款印置于壶盖之内，如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所藏权形壶的盖内则钤“彭年”印。
陈曼生铭 紫砂石铫式提梁壶
陈曼生铭石铫式提梁壶拓片
另有极少数“阿曼陀室”底款之上，还加刻或加钤“眉”、“午”等单字篆印，目前学界多倾向认为是受赠者或定制者字号的简写。
壶身的曼生署铭则以“曼生铭”、“曼生”最为常见，亦有“曼生作铭”、“曼公”、“曼翁”等多种变体。
曼生合欢壶(刻款“曼生作铭”)
二、种榆仙馆：以室名入款的文人印记
“种榆仙馆”是陈曼生的斋室名，其得名与一株白榆树相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陈鸿寿从海昌舅氏斋中移来白榆植于小庭，后榆树忽发一花，他便请人绘《树萱图》并题诗加注，“种榆”之名由此而来。
杨彭年制、陈曼生刻 种榆仙馆款紫泥扁鼓壶
这款斋名款存世不多，2015年西泠印社春拍现身的扁鼓壶，便是以“种榆仙馆”为底款的曼生壶实例。
杨彭年制、陈曼生刻扁鼓壶款识拓片
三、桑连理馆：溧阳宦居的雅集印记
“桑连理馆”是陈曼生在溧阳任职期间的府邸斋馆名，也是他日常会友、吟诗作画、商议壶艺的核心场所。
杨彭年制、陈曼生铭 紫泥扁石壶
以此为款的作品多带有明确的仿古意趣，2011年中国嘉德秋拍的扁石壶，壶底便刻有“桑连理馆仿大彬制”款识，是这一时期曼生壶的典型代表。
杨彭年制、陈曼生铭扁石壶底款
四、香蘅款：家族传承的斋名
“香蘅”并非陈曼生本人的斋号，而是其次子陈宝善（字小曼）的吟馆之名，清代画家钱杜曾为其题《小曼香蘅吟馆》。
杨彭年制、陈曼生刻 香蘅款紫泥粉彩泥百衲壶
杨彭年制、陈曼生刻百衲壶底款
目前存世带“香蘅”款的曼生壶仅有三件：一件是曾刷新曼生壶拍卖纪录的百衲壶，另外两件分别收藏于江苏淮安市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为周盘壶形制。
曼生周盘壶(江苏淮安市博物馆藏)
曼生周盘壶(上海博物馆藏)
五、陈鸿寿款：稀见的本名印章款
直接以“陈鸿寿印”四字阳文方章落款的曼生壶存世极少，这方印章本是陈曼生书画创作中的常用印，挪用于紫砂器上更显特殊。
杨彭年制、陈曼生铭 棋奁壶
2017年11月上海匡时秋季拍卖会中的曼生棋奁壶，底部便钤有此款，是极为少见的本名署款实例。
杨彭年制、陈曼生铭棋奁壶底款
六、飞鸿延年款：源自古瓦当的吉语款
这一款识取自秦代鸿台观宇的“飞鸿延年”瓦当，是曼生壶中极具金石意趣的吉语款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飞鸿延年壶，拍场中也偶见此款作品。
杨彭年制 曼生飞鸿延年壶(故宫博物院藏)
瓦当原物正面有篆隶之间的“延年”二字，下方为伸颈展翅的飞鸿纹饰；飞鸿与文字间对称分布八枚乳钉，加上飞鸿喙部衔着的一枚，共九枚乳钉，对应古代天文概念中的“北斗九星”。
杨彭年制曼生飞鸿延年壶底款
据《三辅黄图》记载，长乐宫鸿台为秦始皇二十七年所筑，高四十丈，因秦始皇曾在此射飞鸿而得名。
延年瓦当(安康市花园民俗馆藏)
而北斗九星原本包含天枢、天璇等九星，后来左辅、右弼二星渐隐，便形成了后世熟知的“北斗七星”之说，曼生取此瓦当入款，颇具吉庆寓意与文人雅趣。
七、订制款：专属定制的个性化署款
除自用与斋馆款外，曼生壶也存在定制类款识：壶底钤盖订制者指定的专属款印，壶身仍由陈曼生操刀铭刻。
曼生铭“增祥”款玉乳壶
例如带有“增祥”款的玉乳壶，壶身铭文出自曼生手笔，底款则为定制者的标识，是清代中期文人紫砂定制风气的直观体现。
整体而言，曼生壶的七类款识，既串联起陈曼生的生平、家族与金石爱好，也折射出清代文人紫砂的创作生态。这些印款与壶铭、器型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曼生壶独有的文化辨识度，也成为后世研究与鉴藏曼生壶的重要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