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大彬作为明代紫砂制壶巨匠，其紫砂壶款识不仅是作品的身份标识，更折射出其壶艺风格的演变轨迹，且因复杂的创作背景，成为后世鉴定其作品的重要依据。
其款识特征随人生阶段呈现明显差异，加之弟子代工等因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款识体系，需结合多方面细节综合研判。
时大彬调砂虚扁壶(刻款“大彬”)
1.时大彬前期款识
时大彬前期款识并无固定范式，这与他早期壶艺风格尚未成熟密切相关。据《阳羡茗壶系》记载，其前期作品“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意为请擅长书法之人代为题字，再用竹刀刻划，或辅以印记。
代笔者身份多样，可能是宜兴专司刻字的“陶中书君”，也可能是订制器物的藏家或相交的文士，因此这一时期的款识风格完全取决于代笔者的笔法风韵，无统一标准。
时大彬仿古莲子壶(刻款“元美”)
关于记载中的“印记”，历来存有疑问，究竟是钤印还是刀刻印记，通过实物可略窥一二。绵阳博物馆所藏“大彬仿古款莲子壶”上的“元美”印记，经考证为刀刻而成，并非钤印。
按《阳羡茗壶系》上下文，这类印记本应理解为时大彬本人的标识，但“元美”二字所指是否为大彬本人，或另有其人，目前仍无法得出确切结论。
时大彬醴泉壶(刻款“静得居士十友之六 大彬”)
2.时大彬后期款识
进入后期，时大彬款识发生显著转变，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风格。《阳羡茗壶系》记载其后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这不仅体现了其款识的书法水准，更暗示了娄东之游对他的深远影响。
这段经历让他有机会浸润士大夫雅文化，进而提升了款识的艺术格调。此时他已不再请人代笔，而是亲自署款，款识风格逐渐固定，达到了旁人难以模仿的境界。
时大彬三足如意壶(刻款“大彬”)
值得注意的是，从前期无定格到后期成一家，其间必然存在过渡阶段。时大彬初习书法时，笔法尚显笨拙，即便刀工娴熟，也未能完全达到法帖的韵味，因此过渡时期的款识多带有较重匠气，文雅之风不足。
这类过渡作品往往存在“时期错位”，或形制已趋向后期的小巧，款识却未定型；或形制仍保留前期的大气，款识却尽显匠气。
实务鉴定中，存世的时大彬后期标准器数量稀少，更多作品虽具备后期壶艺特征，却无典型的后期款风。若仅以“人不能仿”的后期款识作为唯一鉴定依据，难免会让诸多真迹沦为遗珠。
时大彬菊瓣壶(刻款“大彬”)
3.弟子代制与款识错位
此外，首徒李仲芳的参与，更增加了款识鉴定的复杂性。据《阳羡茗壶系》及张岱相关记载，存世大彬款紫砂壶的来源至少可分为五类：
（1）前期时大彬制壶，委托能书者代笔署“大彬”款；
（2）后期时大彬制壶，亲自落款“大彬”；
（3）时大彬制壶，令李仲芳代笔落款；
（4）李仲芳制壶，因技艺得到时大彬认可，由时大彬亲自落款；
（5）李仲芳制壶，自行托款“大彬”。
当时更有“李大瓶，时大名”的说法，可见这种师徒互署、代制代款的情况在当时较为普遍。
时大彬圆壶(刻款“丁未夏日 时大彬制”)
综上，时大彬紫砂壶款识前期无定格，后期自成体系，与法帖相媲美，成为其个人壶艺品牌的重要标志。
但因款识演变的阶段性及弟子代工、师徒互署等情况，款识不能作为鉴定的唯一凭证。后世鉴定时，需结合器物的形制、工艺、泥料等多方面特征，方能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