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煎茶文化盛行之时，往来于中日的贸易商人，曾将具有文物价值的中国“唐物”引入东瀛，其中便不乏品质上乘的紫砂壶，成为茶人与收藏家追捧的珍品。
1867年问世的《铁斋茶谱》，首度收录了文化、文政年间传入日本的39件茶具，留下了日本最早的紫砂茶具图谱；而明治四年(1871年)，著名陶艺鉴赏家奥玄宝所著的《茗壶图录》，则集录32件精品茗壶，同样为中国紫砂收藏界所熟知。
彼时的日本茶人，亦如中国闽粤地区崇尚功夫茶的雅士一般，对古器、名器有着极致的追求。
在紫砂艺术史上，时大彬的名字如雷贯耳。今日，我们不妨聚焦流传日本的三把时大彬紫砂壶重器，于细腻纹路与温润包浆间，重温这位紫砂大师的非凡匠心。
一、时大彬高身圆筒壶
这把高身圆筒壶，器型端庄大气，尽显雍容伟岸之姿，工艺则精雅凝练，无半分冗余。胎体以青灰砂为基底，巧妙融入黄褐、乌黑等色砂，细细观之，砂粒如毂皱般隐现其间，古色古香中透着沉静肃穆之感。壶底以钢刀精心镌刻“大彬”二字阴文楷书，字体劲挺，尽显金石韵味。
明代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曾这般描述时大彬的作品：“壶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时大彬初年，皆细土淡墨色，上有银沙闪点，大煜砂和制，毂皱周身，珠粒隐隐，更自夺目。”这把高身圆筒壶，恰是这段文字的生动印证。
此壶早年曾为日本某贵族悉心收藏，历经岁月沉淀，壶身包浆愈发莹润如玉。尤为特别的是，仅在壶嘴前端与壶把处，隐约露出原本的胎色。
这种包浆形态与台湾及大陆地区流传的时大彬作品截然不同。由此可推断，它曾长期作为日本煎茶道中的“唐物”名器被供奉，承载着两国茶文化交融的印记。
二、时大彬大圆壶
另一把流传日本的时大彬重器，是曾为隐元禅师所用的大圆壶。此壶器型丰硕高耸，包浆温润莹亮，嵌盖与壶身契合得严丝合缝，仿佛整器由一块紫砂浑然天成，气度不凡，堪称时大彬大型壶作中的稀世精品。
壶身之上，镌刻着“茶熟清香有，客到一可喜，时大彬仿古”的铭文，字迹清雅，既透着饮茶待客的闲适，也彰显了时大彬仿古创新的匠心。
提及这把壶，便不得不提它的主人——隐元禅师(1592-1673)。禅师俗姓林，名隆琦，字曾陀。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他应日本长崎唐人寺院之邀东渡弘法，在京都开创黄檗山万福禅寺，创立黄檗宗，成为自唐代鉴真东渡后，中日宗教文化交流史上又一里程碑事件。
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月初三，82岁的隐元禅师在京都黄檗山圆寂。其生前所用之物，如拄杖、坐椅、拂子，乃至茶壶，均被精心保存，完好留存原貌。
这把时大彬款大圆壶，便是隐元禅师东渡时随身携带的两件紫砂壶之一（另一件为橄榄形砂壶），如今静静收藏于日本京都万福寺，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
另一件时大彬橄榄形砂壶
三、时大彬朱泥扁圆壶
第三把流落日本的时大彬佳作，是一把朱泥扁圆壶。壶身色泽澄红明艳，砂粒在温润光泽下隐约可见，光华内敛却难掩精致。
器型设计尤为巧妙：壶身虽扁，却无塌陷之态，尽显挺拔；壶口凸起一圈唇线，平弧盖精准嵌入其中，严丝合缝；圈钮带颈，直流配圈把，底足的圈线与壶口的唇线遥相呼应，整体造型简洁大方，尽显“大道至简”的审美意趣。
这把朱泥扁圆壶，曾是日本近代文化名人田能村直入(1814-1907)的自用之物。田能村直入号“田痴”，是著名画家田能村竹田(1777-1835)的女婿。
翁婿二人不仅在诗画领域造诣深厚，更是日本茶文化史上的重要推动者，他们积极传播煎茶理念，为煎茶文化在日本的普及与发展倾注心力，留下了诸多佳话。
这把时大彬朱泥扁圆壶，也因曾为田能村直入所用，更添了几分文化底蕴，成为日本煎茶文化与中国紫砂艺术交融的又一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