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顾景洲迎来了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在上海仿制时大彬的“僧帽壶”与陈鸣远的“四方壶”大获成功。其所制的僧帽壶与四方壶，工艺极为精致，细节处理堪称完美，不仅赢得了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更得到了家乡宜兴紫砂同业公会的认可，被时人誉为“方器高手”。
“足吾所好玩而老焉”
这份荣誉让顾景洲备受鼓舞，他更加勤奋地投入创作，常常埋头制壶不知疲倦。为了调节创作的辛劳，他以闲玩的心态对待艺术，亲手镌刻“足吾所好玩而老焉”与“得一日闲为我福”两款印章作为艺名印款。
“得一日闲为我福”
这两款印款既是他内心的真情流露：前者体现出他对紫砂艺术的痴迷，愿以毕生精力追寻这份热爱；后者则道出他创作的忙碌——因全身心投入制壶，连一日的闲暇都成为奢望，字里行间满是对紫砂事业的忘我精神。
至20世纪40年代末，顾景洲已步入中年，历经岁月的沉淀，他不再像青年时期那样充满幻想、锋芒毕露，心态变得愈发谦逊平和。
“宜兴人”
这一时期，他使用“宜兴人”作为壶用印款，看似通俗平凡，实则蕴含着成功后的低调与内敛，既淡化了以往强烈的名利心，也标志着他正式迈入成熟稳重的中年阶段。
1948年秋，正值丰收季节，顾景洲的艺术事业也迎来了丰硕成果。此时，他将原名“顾景洲”改为“顾景舟”。对于“舟”字，顾景舟曾这样解释：艺海一舟，即是把自己的命运随着艺海的一舟而搏击，永不停息，勇往直前。
“景舟制匋”
这一改名不仅是字形的变化，更是他思想上的巨大飞跃，他渴望在紫砂艺海中成为掌舵人，引领方向，而非随波逐流的水手，尽显其在艺术道路上的雄心壮志。改名后，他先后启用“景舟制匋”、“景舟制壶”、“景舟手制”三款印款，这些印款简洁有力，成为他后期作品的重要标识，也见证了他紫砂艺术巅峰时期的到来。
“景舟制壶”
“景舟手制”
1955年底至1956年初，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并设立紫砂工艺班，招收61名艺徒，顾景舟与朱可心等七位名家共同担任技术辅导员。
在此期间，他悉心培育徐汉棠（入社前已随顾景洲学艺）、李昌鸿、沈巨华、束凤英、高海庚等弟子，将自己的制壶技艺与艺术理念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
“啜墨看茶”
这段时期，顾景舟启用“啜墨看茶”印款，他以“啜墨”比喻文化修养的积累，以“看茶”象征对紫砂艺术的体悟，用这一富有诗意的印款教育艺徒：制壶不仅是手艺的传承，更需注重个性培养与文化修为，唯有在心态平和、心境平衡的状态下，才能深刻领悟制壶工艺的要领，最终创作出形、态、气、神、韵兼备的佳作。
这一印款既饱含着他对艺徒的殷殷期望，也凝聚了他多年来的授艺心得与艺术感悟。
步入晚年，顾景舟的心境愈发淡泊，对名利早已看淡，但他对紫砂艺术的追求从未停止，制壶不辍，技艺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至高境界，其所制器物线条流畅、比例协调，几乎无可挑剔、无瑕可击。
“壶叟”
这一时期，他先后使用“壶叟”与“景舟七十后作”两款印款。“壶叟”中的“叟”字，既体现了他年事已高的状态，也暗含着对自己紫砂生涯的总结与自豪，他以“壶叟”自居，既是对自己所坚守的紫砂光货素器裸胎艺术的肯定，也是对自身独特灵秀艺术风格的认可。
事实上，“壶叟”印最初曾用于他在上海仿制的供春款紫砂壶作品上，晚年时，他干脆将其作为自己的别号，钤盖于个人作品之上，尽显随性与通达。
“景舟七十后作”
“景舟七十后作”则更为直接，以年龄为标识，记录下他晚年的创作轨迹，每一件钤有此印的作品，都是他艺术生涯成熟期的珍贵见证。
纵观当代紫砂艺坛，顾景舟的紫砂壶所用印款数量之多、涵盖范围之广，堪称无与伦比，无人能及，即便放眼紫砂历史，也足以用前无古人、史无前例来形容。
这些印款不仅是他个人艺术生涯的“编年史”，更成为紫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人研究紫砂艺术、解读匠人精神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与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