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紫砂艺术史上，瞿子冶（瞿应绍）是继陈曼生之后，将文人意趣与紫砂工艺深度融合的标志性人物。他以诗、书、画“三绝”赋能紫砂，所创“子冶壶”与“曼生壶”齐名，成为后世藏家追捧的珍品。
而今天所叙这把紫砂壶，更因当代壶艺大师何道洪的补配壶盖，成就了一段跨越两百年的古今艺匠对话，其艺术价值与收藏意义尤为特殊。
壶底“上袁友兰摹古”落款，可知这把紫砂壶是清嘉道年间制壶名家杨友兰的精心之作。杨友兰擅制圆壶，无论大小皆具巧思，此壶便是他摹古风格的巅峰代表。
通高23.8厘米，口径8.5厘米，紫红泥料细腻温润，壶身圆润挺直，桥形壶盖古雅庄重，曲耳形壶把暗含“富贵”寓意，直挺壶嘴则透着刚劲之气，整体造型既守古意，又显灵动。
更令人称奇的是杨友兰的制壶工艺，他摒弃常规的醮浆法，改用泥片镶接成型，并在壶嘴、壶把与壶身的连接处开孔，以“捏塞法”加固。
这一独创技法，既避免了烧制时因干湿不均导致的炸裂，又解决了大容量壶长期使用中壶把易脱落的难题，让壶身与壶把浑然一体，足见其“高大圆壶能手”的名号实至名归。
而赋予这把壶文人灵魂的，正是瞿应绍与好友邓奎。瞿应绍，字子冶，号月壶、老冶，贡生，官浙江玉环同知，工诗书画，精兰竹，尤好镌刻，并擅制砂壶，初法曼生，后自成一派；邓奎擅真草篆隶，博雅能文，常为瞿子冶监造砂壶，二人合作向来是紫砂史上的佳话。
邓奎刻款
壶身一侧，邓奎以隶书铭刻“大富贵亦寿考，仿汾阳王祝寿句”，借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典故传递吉祥寓意，落款“符生”（邓奎字号）清晰可见，壶底更钤“符生邓奎监造”印章，彰显其监造之责。
瞿子冶刻绘
壶身另一侧，则是瞿子冶亲笔绘制的风竹图，堪称“以刀代笔”的典范。他不打画稿，胸有成竹，以“双刀法”勾勒竹姿：竹杆粗处深刀用力，细处浅刻轻描，气脉连贯间尽显竹之挺拔。
一斜杆从壶底直伸壶颈，顶部竹叶下题“竹外一枝斜”五字行书，清秀利落，既暗合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中“竹外桃花三两枝”的诗意，又以“斜”字点出春风拂面、春意盎然之境。
画面以高竹为主干，矮竹作陪衬，竹叶交迭穿插，吟风泻露，动静相谐。左上部落款“子冶”。正如明清文人画“画得诗而益奇，诗得画而愈香”的特质，此壶因诗画加持，更添文人雅韵。
何道洪
历经近两百年岁月，这把壶却因前人保管不善，壶盖破损严重，一度失去完整性。为还原其艺术价值，收藏者专程邀请当代宜兴制壶界泰斗何道洪先生为其补配壶盖。
要知道，为老壶配盖的难度远超新作：需精准匹配泥料色泽、器型弧度，还要兼顾烧制后的收缩率，稍有差池便会破坏古壶气韵。
盖款
何道洪先生为此反复琢磨，前后试制三盖，最终选出与壶身最为契合的一款，盖内钤“道洪”小方印，终使这把古壶“完璧重生”。
从杨友兰的制壶巧思，到瞿子冶、邓奎的诗书画铭刻，再到何道洪的补盖匠心，这把紫砂壶凝聚了四位壶艺大家的智慧与技艺。它不仅是清代文人紫砂的珍贵遗存，更因古今艺匠的接力传承，成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载体。
老壶的古雅与新盖的精工相融，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当代工艺的严谨性，其稀缺性与独特性，使其在紫砂收藏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