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器的款识，不仅是器物身份的标识，更是一部承载着紫砂工艺演进与文人审美交融的立体史书。自明代起，紫砂款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在数百年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脉络，每一处刻痕、每一方印章，都凝结着匠人的巧思与时代的印记。
一、明代
明代作为紫砂款识的发轫期，刻款是当时主要的表现形式，而时大彬则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人物。
时大彬三足如意壶(刻款“大彬”)
据《阳羡茗壶系》记载，早期紫砂器的款识镌刻，最初是时大彬邀请擅长书法之人题写墨稿，随后他亲自操刀刻字。其刻款书法风格闲适雅致，笔法精妙，旁人难以模仿，这也成为后世鉴赏家辨别时大彬作品真伪的重要依据。
时大彬笠帽壶(刻款“天香阁 大彬”)
彼时刻款的出现，并非偶然，很大程度上源于紫砂工匠与文人阶层的深度交流。以时大彬为例，他曾与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有过交往，文人的审美趣味与艺术理念融入紫砂创作，让“名工”的概念开始凸显。
时大彬圆壶(刻款“丁未夏日 时大彬制”)
自此，紫砂器不再仅仅是实用的茶具，更如同书画作品一般，工匠们开始在器物上署名留款，赋予紫砂器独特的艺术身份标识。
刻款大多以楷书字体在壶底明确制作者身份，部分器物还会同时镌刻纪年，这种款识形式既便于后人追溯器物的创作年代，也让紫砂器的历史信息更加丰富。
二、清代
进入清初，紫砂款识迎来了新的变化，章款开始出现，并且形成了刻款与章款并用的独特风格，陈鸣远的作品便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陈鸣远传香壶(刻款与章款并用)
他的紫砂器物在壶身、壶底等不同部位都会留下款识，刻印结合的方式，不仅让款识呈现出更多样的视觉效果，也体现了工匠在款识设计上的巧思，进一步丰富了紫砂款识的艺术表达。
陈鸣远春雪梅瓣壶(刻款与章款并用)
到了清中后期，紫砂款识的形式逐渐趋于稳定，印款成为主流，刻款的使用相对减少。这一时期，“曼生壶”声名远扬，其底款多为“阿曼陀室”，而壶把处的款识则常落“彭年”。
曼生井栏壶(底款“阿曼陀室”、把款“彭年”)
这种在不同部位设置不同款识的方式逐渐固定下来，底款、盖款、把款等多种款识类型基本形成，使得紫砂器的款识体系更加完善，也成为后世紫砂器款识设计的重要参照。
三、民国及近、现代
民国至近代，紫砂款识延续了清中后期以印款为主的传统，在款识的字体、布局等方面虽有细微调整，但整体风格保持稳定，传承了紫砂款识的文化脉络。
顾景舟扁腹壶
(底款“顾景舟手制”、把款“壶叟”、盖款“顾景舟”)
直至当代，紫砂款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部分工匠会在传统的底款、盖款、把款之外，额外在壶的内壁打上一个章款。
内壁章
这一创新不仅增加了款识的独特性，也为紫砂器的防伪和鉴别提供了新的依据，让紫砂款识在适应现代需求的同时，继续承载着紫砂艺术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推动着紫砂款识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